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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南都讯记者黄锐海实习生李习林 “倘若这份《著作权法》修改草案正式通过，对整个中国音乐行业是一个灭顶之灾！”本周三，在唱工委召开的《著作权法》修改草案(简称“草案”)修正意见发布会上，歌手刘欢用悲痛语气说了这么一句。而当日与会的四十多家音乐公司代表，及包括刘欢、张亚东、小柯在内的众多音乐人，都表情沉重，严阵以待。

　　其实，自“草案”公布后，整个内地音乐圈内就迅速掀起轩然大波。包括广东、北京、上海各地的流行音乐协会、唱工委都纷纷召开紧急会议，商讨对这份草案的修改建议。而多年来始终一盘散沙的中国音乐界，这次史无前例地团结起来，为这个行业争取最起码的尊严和利益。

　　关于这个草案的问题，在近半月来已被无数人提出来解读，从整个行业的剧烈反应来看，公众也能明显感受到其中的危害性。如果这份草案真的通过了，成为正式的《著作权法》，将会产生怎样的危害性，在日前唱工委的会议上，作为条例修改意见的发言人周亚平，以及歌手刘欢等人都有各自不同角度的看法，但众人一致的观点，是这份草案通过了，必定会导致整个中国音乐产业的彻底消亡。所以，这个四月，将是中国音乐行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。

　　关于这份草案，音乐界最为担忧的一个问题，主要是权利极端地倾向于“集管组织”，但大部分从业者都认为，音乐版权的“集体管理”方式是有绝对必要性的，他们并不是反对使用这种方式，而是要争取更合理地实施“集体管理”。

　　现今，跟中国音乐行业相关的“集管组织”，主要就是音著协、音集协两个单位，在此之前，音著协主要偏向于网络音乐版权的管理，而音集协则主要负责收取卡拉O K的版权费用。

　　假设音乐界是对音著协、音集协抱有足够信任的态度，那即使这份草案把过多的权利偏向于这两个组织，相信音乐界也不会有太多怨言，因为他们相信音著协、音集协能为他们争取合理的利益，但现实的问题是，音乐界并不信任这两个组织，甚至对他们积怨颇深，这是导致这份草案最终引起矛盾冲突的关键。

　　其实，自1992年成立以来，以“保护音乐著作权”和“非营利性”来标榜自己的音著协、音集协，在成立之初也为创作者做过一些事，比如曾代表会员向“超级女声”索赔、向K T V收取版税等等。但近年来，随着音著协行政功能的日益显现，他们公然代理非会员权利人的作品、收费不透明、收取的费用未能及时返还给权利人等问题频频出现，更有甚者，堂而皇之地忽视著作权人与作品俱来的著作权，将公权凌驾于私权之上，披着合法的外衣去剥夺权利人的许可权。

　　“十三月”唱片老总卢中强就曾在微博上指出过音著协的恶行。2008年，李健的一张翻唱专辑收录了万晓利的《陀螺》，“十三月”在之后查询得知，此翻唱授权是李健的公司从音著协购买的。当时音著协答复卢中强，非会员作品他们一样有代理权，并承诺会给“十三月”返还应得的版权费。然而，截至发这条博文当日，卢中强仍未收到钱。这就好比你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把我私人的东西卖了，并且将钱揣进了自己腰包。

　　关于音著协账目不透明的问题更是遭一众音乐人诟病。作曲家王晓峰曾向媒体公开他从音著协那里得到的一张版税通知单，除了扣税和实付金额外，并没有说明购买他作品版权的使用者，究竟支付给音著协多少钱的明细。

　　对此，音著协方面有过解释：“我们的账目非常明细，甚至比国际标准还高，如果会员对具体分配数额有异议的话，我们可以提供具体的查询。”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，有创作人透露确实查过清单，但对不上账，最后不了了之。“说不清我这个作品那个作品的钱在哪，我看到的就是银行打到我卡上的钱，这些钱去是多少钱、来是多少钱，都不知道。”

　　当日唱工委的会议上，周亚平也以由他成功推广的歌手庞龙《两只蝴蝶》这首作品为例来说明音著协的问题。在2004、05、06年那几年里，我知道音著协就《两只蝴蝶》跟各大网络公司收了N多的钱，但始终没有给他分过一分，音著协拿那些钱做什么、用到哪了，周亚平也不知道。

　　只收钱不分账的状况，还只是音乐行业对音著协不满的其中之一，周亚平说，他们不仅不合理给音乐人分配版权费，还要收取高昂的管理费。音集协、音著协收取72.4%的管理费，但国外集管组织收取管理费的比例，通常是12%左右，这合不合理，一目了然。(来源：南方都市报南都网)

　　诸如此类的种种“劣迹”，让音乐人对音著协、音集协失望已久，累积的不信任感使他们“致力于音乐著作权保护”的形象，得不到广大音乐人的认可。所以倘若以草案中的条例规定，把绝对的权利归属于音著协、音集协，最终只会让中国的音乐行业走向一条消亡之路。

　　今天唱片产业的情况，和十几年前相比已经完全不一样，十几年前的传统模式相对简单，唱片公司签艺人、发唱片、卖唱片，过程比较闭关，但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，由之引发的盗版实际上是把唱片公司这种传统商业模式完全打破了，之后音乐行业的状况日趋惨淡。也正因此，对于这次《著作权法》修改草案的问题，音乐行业才会如此紧张，这或许是他们能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

　　究竟现今的音乐行业惨淡到何种地步，海蝶音乐董事长卢建给出了一系列的数据，更直观地说明了问题。他先从传统唱片的角度做了一个比较，“十多年前，内地唱片公司靠实体唱片的发行，一年也有20个亿的收入，但去年唱片业在CD销售上的收益总和，只有1个亿多些，足足缩减了95%。”

　　但同时，卢建也强调，这几年由于网络的发展，其实是极大地推动了音乐行业的发展，“从收益数字上看网络音乐和无线音乐，是让行业兴奋的。就以去年为例，无线音乐的收益超过了330个亿。”

　　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卡拉OK这种娱乐消费形式，如今已成了音乐行业一个相当重要的收益来源，但从卢建提供的数据来看，音乐业从卡拉OK领域获得的收益，跟卡拉OK产业的真正收益相比，完全不成正比。“卡拉OK产业每年的收益，是1000个亿。如今，国内保守估计有15万个卡拉OK经营单位，300万个包间，每个包间按国家规定缴纳的最高每天12元左右的版税，一年的版税应该约100个亿。”

　　但卢建强调，这个100亿版税数字只是按规定算出来的，实际上根本收不到这数。他说，从去年到现在，整个音乐行业在卡拉OK领域真正收到的版税，只有大概1个亿左右，而且这还不完全属于音乐业的。

　　“这1个亿经过音集协、音著协收取的管理费、以及负责收账的天合公司的手续费，真正留给权利人的大概只有20%，而这20%还有一大部分是海外公司的版权，最终分到大陆一线的唱片公司，去年每家收到的是37万，卡拉OK产业每年1000个亿的产值，最终分配到一线唱片公司只有37万，这是一个怎样的比例！”

　　此外，卢建也用一些数据，详细分析了现今中国音乐行业的状况，据统计，现今中国有上万个创作者、上千名歌手，而稍微有点规模的唱片公司，却只有四十几家“所谓的有点规模，就是平均拥有20至30个员工的公司。整个内地唱片行业里，没有一家上市公司，没有一家公司超过100人，唱片业所有从业人员加起来，也比不上新浪、搜狐、网易等任何一家大的网络公司的员工人数。唱片行业员工的薪酬，几乎是所有行业中最低的之一。”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音乐行业每年真正获得的收益总和，只有8个亿，单独看这个数字，好像还挺大，但这8个亿支撑的是全国上万个创作者、上千名歌手、四十几家公司所有员工的收入，平摊下来，这数字其实少得可怜。

　　卢建比喻说：“8个亿的产值，相当于一座楼盘的价值，一座楼盘支撑着整个行业的原动力和核心，而拿到这8个亿的音乐行业，却创造了330个亿的数字音乐市场，1000个亿的卡拉O K市场，公平不公平，一比就知道了。”

　　新法草案的第46条，是最先引起音乐界人士愤而攻之的一条法令。其中关键点在于一首歌发行了三个月后，其他歌手只需要给音著协交点钱，就可以不经原作者的同意，把这首歌进行翻唱录制。对此，周亚平解释说，其实在原《著作权法》中也有类似“法定许可”的条例，但原法中也明确规定，在原作者声明不允许的情况下，其他歌手不得使用。

　　新法中不仅删去了“声明不得使用”这一句，更把作品的共享期限规定在三个月后，对此，周亚平认为，这是把“法定许可”变成“强制许可”，后果将相当严重。他认为，一首歌从推出到走红，最快也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，推广人(也就是音乐公司)对音乐作品的收益期，最起码也要持续三年以上的时间，否则在现在我国音乐产业商业模式土崩瓦解的今天，必然会入不敷出。

　　但如果按46条的规定，实行了首次制作三个月后的强制许可，他认为将来就不会再有人对音乐作品的广告宣传投入一分钱。“譬如我们要推一首新歌，花了半年时间终于把这首歌做红了，过程中花去了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费用，包括去电台打歌、网络宣传、实体广告宣传投入等等。”

　　终于，他们熬到这首歌可以赚钱了，这时候其他歌手就突然涌过来，用各种方式去翻唱这首歌，录制出各种不同版本的作品，“而且他们是没投入太大经费的，所以可以卖得很便宜，那可想而知，花钱去把这首歌推红的公司，不仅不可能从这首歌当中赚到钱，就连之前投入的宣传经费都会亏进去，请问谁愿意做这种赔本的生意。”

　　在这种极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下，周亚平认为，这将极大打击国内唱片公司推广新作品、优秀作品的积极性，然后音乐传播市场就会更加萎缩下去，音乐的传播也会因此流于自然、盲目的无序状态。

　　“更重要的是，其他音乐传媒推广企业也会受牵连，譬如音乐公司不会再去电台打榜，电台将失去一部分很重要的收益。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乐坛里出现优秀作品的几率也会越来越少，包括各类利用音乐作品作为内容的网站，也会失去了优质内容的来源，他们都会成为46条间接受害者。因此，实施强制许可会直接危及到唱片公司的生存，其后果是使音乐产业雪上加霜。”

　　延伸集体管理极有可能被某些人利用。只要权力被极端地倾斜到一方去，最终都会出现腐败的状况。

　　被认为是“恶法”的第60条、70条，是继46条之后让音乐界更为恐惧的两条法令。周亚平认为，这两条的危害之处，是为修正案新增了“延伸性集体管理”(简称“延伸集管”)的概念，但以草案的规定来看，我们的“延伸集管”极有可能因垄断权力而滋生腐败。

　　所谓“延伸集管”，就是把各方的著作权都集中在集管组织手中，以此来方便管理。“全世界实行‘延伸集管’的国家不过8个(6个北欧小国家加上津巴布韦和俄罗斯)，但必须注意的是，实行这种特殊集管方式的地区，他们的集管组织都是非常发达的，几乎所有权利人都已入会，因此被延伸集体管理的作品，只是极少量的，甚至是‘孤儿作品’。”单以音乐行业而论，相关的集管组织就是音著协、音集协，按这两个政府协过往的作为，很显然，我国的集管组织并不发达，更不具备“延伸集体管理”的条件。

　　周亚平也强调，集管方式是值得肯定的，也是必要的，但以中国现今的国情，和中国音乐行业的现状来看，不适合引用国外的“延伸集管”方式。因为在我国，延伸集体管理极有可能被某些人利用。无论在任何国家，只要权利被极端地倾斜到一方去，最终都会出现腐败的状况。

　　至于草案中最关键的第70条，周亚平认为就完全是为我国集管组织定制的。“这条规定，是对集管组织进行‘故意侵权’的‘特赦’条款。有了特赦条款，协会完全可以以‘集管事业’为名，侵犯任何第三方的权利。这一条一旦实施，音乐著作权人的全部权利就会被架空。”所以，如果这份草案一旦实施，音著协、音集协将会形成对整个行业的垄断，最终实现其垄断利益。而且这种垄断，不仅危及到音乐行业，还可能延伸到影视、图书、图片等各版权产业。

　　当内地乐坛彻底全军覆没，最终导致的后果还会影响到各行各业，譬如卡拉O K将缺失内地音乐这一块领域，以后大家去唱K，只能唱港台作品。

　　这份草案在半月内引起的轰动，更多体现在音乐圈内，而在大众层面上，虽然也成为热议话题，却似乎并没有直接获得公众的强烈支持，其中原因，关键在于音乐圈所极力争取的利益，跟公众现今所获得的“利益”有一定的冲突。

　　譬如在现今互联网普遍存在非法下载的情况下，既得利益人其实是普罗大众的网友，网友已经习惯了免费音乐的索取模式，倘若这份草案中，第69条关于互联网“避风港原则”的条例被修改，网站无法以涉及侵权的方式来使用音乐资源，最终导致的结果，是网友们将逐渐失去网上获取免费音乐的可能性。所以，虽然公众对这个草案的规定是否合理，都心知肚明，但在既得利益的促使下，且现金损害的是唱片行业，而跟自己无关的前提下，自然不会有太多人会站出来，为中国的音乐行业喊冤。

　　但明眼人都能看出，这种互联网音乐免费午餐的模式要一直持续下去，只能导致大众连免费的午餐都没有的结果。而在这方面，刘欢则站在了公众的角度，去阐述了草案倘若实施后的严重性。他认为，如果草案通过了，内地音乐将彻底消亡，未来不会再有好的歌手诞生，精品音乐也会越来越少，最后甚至没有。

　　“法律把创作者的权利彻底剥夺了，变成了公权力，这就意味着创作的积极性彻底被扼杀，后果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再通过商业模式，推出我们的音乐精品，就会导致各种劣质品充斥于各种零碎的视听角落，然后我们的精品市场必将让位给港台、日韩、欧美，我们自己国家的音乐平台，就完全成了代言人。”

　　而当内地乐坛彻底全军覆没后，最终导致的后果还会影响到各行各业，譬如卡拉O K将缺失内地音乐这一块领域，以后大家去唱K，只能唱港台作品，而当港台音乐公司的作品版权形成垄断局面后，必定也会出现坐地起价的状况，内地的K TV商倘若支付不起昂贵的版权使用费，最终只剩下一些老歌可唱，所以转回到公众利益的角度，也是直接受影响的一个表现。